短视频热门教程来源：《媒体观察》，2023 年第 11 期
概括
以视频为基础的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文化生产与传播的现状，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经济模式和劳动形态。在技术赋能的背景下，农村主播积极投身于短视频平台的数字劳动中，由录播时代的免费劳动转变为直播时代的有偿劳动。由于农村主播在短视频平台上拥有的人脉资源不同，其在短视频平台上资本积累的速度和在网络空间中占据的地位也不同。因此，有必要对“数字劳动”进行层级化的探讨。本文基于H镇的实地调研发现，在快手平台上，H镇上层和中层的农村主播不仅在短视频平台上实现了资本积累，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还赢得了向上社会流动的可能。 然而，由于个人平台资源的匮乏，尾端的农村主播为了在平台上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不断模糊工作与日常生活的界限，进行重复性的平台劳动，最终成为数字工厂加速资本积累的齿轮。在劳动主体性浮现的当下，我们需要关注散布在不同层级的数字劳动者，理解不同层级的数字劳动者在资本的节奏中工作方式和被剥削程度，进而丰富数字劳动的研究内容，推动该领域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
数字劳动力; 农村主播; 阶层分化; 剥削;快手
介绍
直播电商作为短视频发展的新路径，打通了短视频平台内容生产与电商的边界，不仅实现了二者的有机融合，也为用户在短视频平台盈利提供了新的方向。部分农村用户开始从短视频平台的产消者（参与生产活动的消费者）转向卖货的直播主。随着电商直播的兴起，农村主播的劳动激励方式从礼物奖励转向带货提成。用以往“免费劳动”和“普遍剥削”的视角来分析当下的农村直播主，总有明显的剥削异化背景，存在一定的不适感。虽然都是在数字平台上卖货的农村直播主，但这些农村主播在短视频平台上拥有的资源、权力、声望等都有很大差异，获得的劳动报酬也不同。因此，本研究参考韦伯的社会分层标准，进一步探讨平台时代的劳动分层。 通过对H镇农村锚固群体进行分层研究，丰富了数字劳动力领域的研究内容。
理论回顾
近年来，学界对数字劳动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研究。达拉斯·斯迈思开创了受众劳动的研究，劳动问题由此开始进入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目前，数字劳动研究陷入了普遍的“剥削”与“异化”的框架中。具体而言，通过丰富不同行业数字劳动的研究对象，并借用资本剥削的理论框架来强调普遍剥削的共性，也构成了当前数字劳动研究的重点。
短视频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当前的文化生产与传播状态，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经济模式与劳动形态，为学术研究带来了丰富多样的数字劳动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路径下的数字劳动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劳动、传媒业的数字劳动、产消者与游艺者、数字经济中的劳动组织等。例如，对外卖骑手的研究发现，平台经济的发展使得外卖骑手成为数字平台上的劳动者，他们不仅从事生产劳动，而且其流动轨迹也在为平台创造剩余价值，数字化的生产资料正成为平台经济扩张的重要驱动力；对传媒业字幕组工作人员的研究发现，字幕组工作人员在翻译字幕的过程中受到娱乐利益的驱动，但这一过程也模糊了娱乐与劳动的界限，使他们成为网络平台上的产消者。因此，在网络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剥夺更加隐蔽。 此外，手机的快速发展也导致网络游戏玩家规模不断扩大，网络游戏看似给玩家带来了休闲娱乐，但这些玩家却成为了资本生产的一部分，为网络游戏产业进行数字化劳动。
目前学术界对农村主播的研究相对较少，更多的关注点集中在网络主播身上。数字化平台的发展为网络主播创造了灵活、不稳定的劳动形式，吸引了大量主播参与其中。现有研究往往聚焦网络主播的线上情感劳动实践，观察平台和MCN组织如何“疏远”和“剥削”主播群体。虽然网络主播的情感劳动并非强制性的，但平台和MCN组织通过劳动报酬驱使网络主播在直播平台上投入情感劳动，从而更好地促进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攫取了主播的大部分收益，主播只能获得虚拟礼物变现收益的一小部分。此外，网络直播平台也没有给主播提供足够的生命安全保障。
尽管数字劳动的研究成果在不断丰富，但大多数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仅仅通过不断丰富数字劳动的研究对象来完善对剥削方式和机制的探讨，其研究结论最终落入了普遍剥削的范式。不可否认，马克思对劳动过程中剥削与异化的批判一直延续到数字时代劳动问题的研究。剥削存在于人类的各种社会形态中，但在同一劳动群体内部，其劳动范式和剥削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相关研究也应跳出单一的剥削框架，关注劳动群体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马克思曾提出以剩余价值率作为剥削程度的判断，罗默也提出“地位剥削”，即处于不同位置的人会因社会地位的不同而获得不同的报酬。目前，虽然数字劳动的对象不断丰富，但劳动分层分析的研究却比较缺乏。西方社会学以韦伯的权力、财富、声望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本研究进一步参考韦伯的社会分层标准，对数字时代的劳动分层进行描述性分析。韦伯将权力（政治）、财富（经济）、声望（社会）三个标准结合起来，划分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在数字时代，个人在平台上积累的流量也是个人资源的体现，农村主播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粉丝数量对其在网络社会中的权力、财富、声望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农村主播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粉丝数量不同，其平台话语权也不同；而话语权的差异也会带来平台粉丝资源转化的差异，进而带来平台收入的差异。此外，在平台上收入高的主播群体也会获得农村社会的关注，进而凭借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新成绩在农村获得新的口碑。
因此，以粉丝数作为划分标准，我们可以看到平台内不同层级主播在社会权力、财富、名气方面的差异，以及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所获得的工作时间和劳动报酬的差异，从而进一步探究同一主播群体内部剥削程度的差异。
研究方法
本文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以快手播量最多的乡镇——江苏省连云港市H镇（以下简称“H镇”）为研究对象。在H镇，当地农村用户积极从快手平台的表演者转型为卖货的直播者。H镇有约300位直播者，家家户户卖海鲜。每晚八九点，数百个直播间开播，演练卖货。通过在H镇为期一年的实地调研和参与式观察，笔者根据主播粉丝数量，将主播分为头部主播（粉丝量超过200万）、中部主播（粉丝量100万至200万）和尾部主播（粉丝量不足100万），并从头部、中部、尾部采访了25位农村主播。短视频平台的卖货直播者具有明显的层级化、梯队化特征。那么不同层级主播的剥削是否一样呢？ 同一主播群体内部是否存在剥削?数字平台为农村主播提供的灵活就业机会对他们来说是自我实现还是自我异化?
直播电商时代：多层次农村主播
由于直播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网络营销员”和“直播推销员”也被国家纳入新职业类别，这意味着“电商主播”和“带货网红”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认可，成为新职业。“销售主播”是一种灵活就业的职业，劳动者可以自主控制工作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快手平台短视频用户从数字产消者向销售主播的转变。农村社交媒体用户不再是平台上的免费劳动者，而是依靠短视频平台赚取一定收入的数字劳动者。根据农村主播占据的平台资源差异，研究者区分出三个不同层级的数字劳动者：头部、中部和尾部。其中，头部、中部和尾部主播的比例约为1:17:32，不同层级的主播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剥削程度不同。
1. 顶级主播：权力与威望的象征
在H镇，乡村头部主播们很早就开启了短视频平台的数字化实践，他们凭借自身的亲和力、草根性的特点，在快手短视频平台上进行内容生产，通过与观众建立“好朋友”关系，积累了一定的粉丝量和关注度，粉丝量普遍在200万以上。
随着短视频平台向电商化发展，头部主播在短视频平台上开始由产消者向卖家转变。头部主播拥有持久的平台粉丝资源，粉丝黏性极强，在短视频平台上拥有话语权优势，在平台上不断创造销售奇迹。例如头部主播开播两小时通常就能实现数百万元的销售额，通过流量、人脉关系和话语优势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头部主播在直播平台上所获得的收入超过了普通职业的薪酬水平，也降低了平台的剥削程度。
以前海鲜都是卖给鱼贩，渔民自己赚得不多，销量也不高。通过快手卖货后，有时刚捕捞的鱼在直播后两小时内就卖光了。现在快手平台的年销售额大概在2000万元左右。（受访者S3）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者只获得满足生存需要的工资，资本和利润属于资本家。资本是资本家投资产生并归资本家所有的剩余价值。在直播经济时代，农村头部主播不仅获得满足生存需要的工资，而且开始由打工者向创业者转型。由于头部主播熟知平台的运作、带货方式、直播技巧，她们也开始自主创业（因为交易量高、订单量巨大），开始雇佣主播、打包师、采购员等，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也推动了整个农村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转型。
快手平台每天的交易量都很大，我们自己已经应付不了了。村里留守村民很多，找村里的熟人更放心。直播带货的出现，带动了我们村2000多人再就业。（受访者S2）
此外，一些头部主播不仅在短视频平台赚取了高额经济收入，在农村也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名气，开始成为农村的数字精英。农村数字精英不同于传统精英，这些“草根”新群体既不是被体制赋予正式权威的权力精英，也不是掌控大量财富资源的产业和资本精英，更不是以知识文化闻名的知识精英。“平凡”是这些“新精英”群体最核心的特征。得益于科技赋能的“草根”主播，他们实现了从边缘岗位到圈层核心岗位的跨越和提升。
快手平台不仅让我获得了财富，还让我实现了自我价值。我不仅参加了央视的扶贫节目，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用自己农村网红的身份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受访者S3）
2. 中部主播：家庭富豪和农村“微网红”
在头部主播卖货行为的示范效应下，大量农村用户积极参与到短视频平台的卖货实践中，在短视频平台巨额流量红利的刺激下，也不断吸引着留守村民、外出打工青年到平台务工，他们不仅自己在短视频平台上实现了灵活就业，还带动了家庭就业，电商成为他们获取劳动报酬、维持日常生活的可行途径。
现在直播很火，村里也给回乡创业提供了一些激励。长期在外打工，工资不高，陪伴家人的时间也少。现在有这个机会快手快速提高粉丝的技巧，我会回来试试。（受访者S8）
互联网最核心的资源是注意力资源，注意力资源是主播竞技成绩的驱动力，因为在互联网领域，唯有注意力资源才能帮助主播和平台实现价值变现和资本转化。短视频内容生产是赢得注意力资源的一种方式，由于头部主播大多为土生土长的渔民，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的社交关系维持主要靠简单记录分享自己的航海生活。头部主播的短视频内容生产方式也成为中层主播生产短视频内容的风向标，中层主播若想在短视频平台构建自己的关系网络，在短视频内容生产上需要更加严谨，想要在有限的资源中收获更多的点赞和关注，中层主播需要投入更多的非物质劳动。
如果你想卖产品，首先要学会拍短视频。如果你的视频内容好，你可以在短视频平台上增加粉丝。粉丝多了，产品就容易卖出去了。我的视频热门了，我就会马上开始直播，这样就能很快卖掉我的产品。（受访者S11）
在直播带货的数字化实践中，中层主播不仅要注重短视频内容的生产，还要加强与粉丝的关系构建，即加强直播间粉丝情绪的调动与维系。中层主播在直播间运用砍价的情感策略，与粉丝建立亲密关系，在动态的关系构建过程中实现情感投入与经济收益的转化。中层主播通过情感投入和情绪控场，满足直播观众低价购买商品的诉求；通过让步，进一步维系与用户的关系；通过提供良好的购物体验，增加观众的购物欲望，从而保证直播间维持良好的销量。
我们的粉丝没有顶级主播那么多，但在我的直播间下单的人都很信任我，所以我会尽量给他们折扣，让他们经常回来。（受访者S9）
虽然中层主播在社交平台上也获得了一定的收入，但很多主播都处于极度密集的劳动状态。他们经常不分昼夜地工作，每晚直播长3-6小时，一般在午夜结束，在特殊节假日甚至可能延长直播。不直播时，他们还要拍摄短视频作品，通过短视频平台的内容生产吸引更多观众，为直播间获得更多的流量支持。平台中层主播的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远高于顶级主播，所付出的劳动占比也在不断提高，但他们在直播平台上所获得的收入也高于一般劳动职业。
我以前做过幼儿园老师，一个月收入2000-3000元。后来看到大家都在做直播带货，我也去尝试了一下。没想到一晚上就赚了6000多元，比我一个月的收入还多。（受访者S13）
直播平台中层主播的势力和威望虽然比不上顶级主播，但他们在短视频平台上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既能为自己完成灵活就业，也能为家人谋福利。他们不仅是短视频平台上的网红，还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发展，帮助邻居再就业，成为农村里的“微名人”。
回老家工作对我来说是正确的选择。我在快手上找到了一份新工作，父母不用再外出打工，他们可以帮我们打包、发货，我也有时间陪孩子。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受访者S10）
3. 尾锚：未知的和已被利用的
在直播货的实践中，农村头部主播和中层主播依然遵循产消者逻辑：即通过优质内容吸引粉丝关注，进而推动关注转化为销量。在农村红利的刺激下，最终进入短视频领域的农村用户大多跳过产消者阶段，直接转为电商直播，借力短视频平台带货，既没有前期粉丝资源的积累，也没有粉丝关系的维护。这种工作方式和传统的线下带货方式没有太大区别，只是通过在直播间播送商品内容，从无意中进入直播间的用户那里获取订单。这种方式很难建立自己的私域流量，也没有把握直播电商的关系逻辑，只是一种“观望”式的变现。在直播平台流量分配机制的影响下，尾部主播必须高频率直播，尽量延长单场工作时间，实现热度叠加。 她们增加工作时间来获取知名度，并被短视频平台深度利用。
直播，直播间一直开着，买东西的人不多，可能是人气不够吧，销量不好的时候，我就在直播间跟朋友聊天。（受访者S18）
短视频平台并不像传统商业公司从事的制造业那样生产物质快手快速提高粉丝的技巧，相反，其核心是“社交化”，更注重用户之间的社交连接，以及社交关系的再生产。这颠覆了传统的经济模式，催生了新的价值生态链，最终形成了以平台为手段、数据为资源、“数字劳动力”为生产力、互联网为结构的新型盈利循环模式。显然，后来入局的农村主播在短视频平台的运用上，并没有注重社交关系的运作，而只是简单地把它当成了卖货的平台，这就带来了收益低的问题。为了追求短视频平台流量的倾斜度，尾部主播往往愿意延长在短视频平台的工作时间。
只要手机电量够，能上热门搜，我就能直播三天三夜。（受访者S17）
H镇的尾部主播们，在自我激励下，不分昼夜地做长线直播卖货。在“为自己工作”的信念下，他们获得了比其他劳动者更灵活的就业方式，但也放弃了更多的自由，模糊了休闲与劳动的界限。他们为平台生产剩余价值，为平台贡献数据产品。平台的数字资本用“自主”的谎言掩盖了“压迫性”的强迫劳动。快手平台上数字剥削者的自主，其实是“受他人控制的自主”，这种为平台工作的劳动过程的控制更加隐蔽。很多尾部主播因为无法在短视频平台上继续获得红利，成为了第一批离开者。
我已经连续拍摄了7天，但点赞和评论的人还是很少。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在平台上赚钱越来越难了。我没有赶上最早的那波奖金。（受访者S25）
结论
随着短视频平台向电商平台发展，用户在社交平台的劳动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由产消者免费劳动转变为直播平台有偿劳动。农村主播在短视频平台工作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报酬。但由于在社交平台上的个人资源不同，不同层级的农村主播获得的劳动报酬也不同，甚至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对于当下农村主播的平台劳动，我们需要跳出一般剥削的视角，分层看待不同主播的劳动状况。
一、从同质性到异质性：劳动力内部的阶级分化
在哈特和内格里的《诸众》一书中，人民概念的统一性掩盖了诸众是不同个体的联合体这一事实。短视频平台劳动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吸引了大量劳动者加入其中。但目前对数字劳动概念的普遍使用，掩盖了劳动群体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事实上，在农村锚点群体内部，上中下锚点之间个人网络资源的层级差异，不仅导致了上中下锚点之间收入的分化，也导致了劳动群体内部阶层流动的分化。
在快手平台上，H镇头部主播年收入能过千万，中层主播年收入能过百万，尾部主播则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此外，头部主播通过平台劳动获得的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符号资本也高于中、尾部主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资本获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身份和阶层的转变。头部主播不仅在短视频平台上实现了资本积累，还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成为乡村的数字精英。平台劳动帮助他们在乡村社会获得身份和地位的认可，实现自我价值。中层主播不仅实现了个人就业，还带动家庭再就业，实现家庭就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乡村脱贫致富的典范。短视频平台给头部和中层主播带来了向上社会阶层流动的可能。
对于头部和中部主播来说，在短视频平台工作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实现，他们可以在平台上创造价值，自主性强。而对于尾部主播来说，这种“自我实现”更像是一种自我约束。平台资本主义加剧了尾部主播的时间剥夺，尾部主播不仅没有实现自我增值，反而成为资本增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2. 从普遍性到等级制：层级视角下的剥削
短视频平台为用户提供了必备的网络基础设施和“免费”的交流、表演平台。平台是农村主播的主要工作场所，没有平台，卖货就无法实现，平台会抽取主播交易额的一定比例。此外，主播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内容生产、消费、销售产生的数据均归平台所有，平台资本捕获他们的生产劳动形式，对不同层级的农村主播而言均是如此。
在平台社会中，农村锚定群体虽然处于同一地理空间，但在平台上拥有的网络资源不同，投入的劳动时间也不同，从而导致劳动报酬和平台剥削程度的差异。马克思用剩余价值率来判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其中，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节约不变资本、提高劳动强度等都是加剧剥削程度的手段和方法。
乡下的头部主播凭借着“先发优势”和强大的社交网络，不仅在直播间提升了工作效率，还减少了工作时间，从而在快手短视频平台上实现了个人财富的快速积累。中层主播与头部主播的区别在于，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中层主播在直播间进行了大量非物质劳动和情感劳动，投入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略高于头部主播。尾部主播既没有头部主播的资源优势，也没有中层主播的情感优势，为了在平台上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他们会主动延长工作时间。这种主动增加工作时间的自我剥削，成为了平台内容架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尾部主播不断模糊工作与日常生活的界限，进行强制性的重复劳动，以维持平台账号流量、吸引用户。
因此，对于顶部，中间和尾巴，需要在层次上查看平台的剥削程度。本文认为，判断个人是否被利用的更准确的方法是，看到他是否会在“特定条件”中获得更好的“特定参与者”，而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工作时间更少。对于顶级和中间锚的需求，他们获得了更高的劳动报酬和更好的分配结果，而不是社会上必要的劳动时间，并且从普遍剥削的角度研究农村锚的数字劳动显然是不合适的。
目前，平台的架构正在从城市扩展到农村地区。需要了解资本节奏中具有不同特征的数字工人的工作方法和程度。
*有关参考和注释，请参阅原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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