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视频热门教程粉丝与偶像：“拟态亲密”的理想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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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ckpink 成员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在加利福尼亚州举行的 2019 年科切拉谷音乐艺术节上表演
由“饭圈”发起的话题再次搅动了主流舆论。 9月底，韩国女子组合Blackpink成员Lisa前往巴黎演出“疯马秀”，刺痛了她庞大粉丝群的神经。 Lisa国内多个粉丝俱乐部宣布停止更新，大量粉丝表示辞职。 随后，骂这位偶像“背后捅刀子”的声音蔓延开来，逐渐蔓延成一场大规模的网络“审判”。
“疯马”是法国著名的裸体表演俱乐部。 创作者利用丰富的舞台效果来展示女性的身体，因此被视为女性迎合男性目光的场所。 丽莎本人似乎并不太关心外面的世界。 演出结束后，她主动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演出照片，并写道：“在巴黎‘疯马秀’上表演是一次很棒的经历，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只要有空位，就给我打电话。”
Blackpink于2016年在韩国出道，由韩国第一娱乐公司YG创建。 四位成员当了几年练习生，成为公司推出的歌舞女团。 团名Blackpink由代表颜色的两个词组成——黑色和粉色，意在表达女性的多才多艺。 成员罗斯曾解释过其中的含义：“我们都是小女人，但我们都是无情的人。” Blackpink一出道，就从韩国造星工厂中脱颖而出。 角色的妆容和发型甜美又酷炫，电子音乐风格的歌曲搭配刺激快节奏的舞蹈。 作品多次强化了女性的主体意识。 随着YG深化进军欧美市场的战略，Blackpink迅速风靡全球，在YouTube上拥有近亿订阅者，成为全球该平台订阅者最多的艺人账号。
一时间，Girl Crush（形容女性对女性的痴迷）风格成为这个女团的强烈标签，其粉丝大部分都是女性。 他们把理想的自我投射到强大、潇洒、自信的偶像身上。 在中国，Blackpink也被称为“天下四姑娘”，粉丝们用这个绰号来表达对她们的亲密感情。
走红七年后，经纪公司与组合的合同到期，Blackpink 成员的下落不明。 因此，Lisa选择在巴黎演出《疯马秀》也被猜测是为她即将开始的个人事业做铺垫。 然而这种探索与她出道后的偶像定位完全不符，从而在粉丝圈引起了一场“地震”。 爆发的争议尤其集中在亚洲。 就在几个月前，Blackpink的另一位成员Jennie也因参演美剧《偶像》而陷入争议。 片中的大场面让粉丝对她反感，批评她“歌舞女郎”的形象。 表示强烈不满。
2016年，TFBOYS粉丝齐聚西安，希望一睹偶像风采（视觉中国供图）
一直以新女性代言人身份出现的偶像团体，在挣脱经纪公司的束缚后，表现出了偏离正轨的个人意志，却与粉丝和观众的预设发生了剧烈冲突。 这场冲突也再次暴露了造星行业固有的脆弱性和危险性。
事实上，随着造星业大举攻克城市和领地，偶像的崩溃速度也越来越快。 当精心打造的偶像不再能够满足粉丝的期待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以各种方式发起对抗。 青年学者高瀚宁在分析粉丝与偶像的关系时曾写道：“就像明星需要放弃部分隐私权才能成为明星一样，在成为偶像的过程中，偶像需要放弃的不仅仅是隐私。该权利还包括自由进入亲密关系的权利，如果偶像突然爆出绯闻或者公开恋情，无疑会阻碍偶像亲密关系的想象，被粉丝发现也很正常。这令人无法忍受。”
粉丝圈正在创造越来越多样化的粉丝类型，以反映粉丝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情感需求。 “女友粉”把恋爱理想寄托在偶像身上； “妈妈粉”视偶像为自己的孩子，想看着他们成长； “女儿粉”视男性偶像为父亲，希望得到他们的指导和爱护； “CP粉”热衷于想象偶像与他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当偶像形象崩塌时，粉丝的情绪都指向愤怒，背后是对自尊崩溃的失望。
朱莉莉，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多年来专注粉丝文化研究。 她用“拟态亲密”来形容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情感性的、控制性的、亲密的，体现了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 偶像之间的关系已经渗透到多个私人领域，进入传统亲密关系的范畴。 这一点在培养偶像的成长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粉丝经常将他们的偶像称为“儿子”和“兄弟”，并深入参与他们的升学、婚姻、职业等决定。
粉丝通过精力、情感、金钱等资源的长期投入，希望不断增强与偶像的信任和依赖，建立更牢固的亲密关系。 但在朱丽丽看来，这种“模仿的亲密关系”并不稳定。 在接受本刊专访时，朱丽丽清晰地分析了这种关系的缺失：“亲密关系的建立主要基于信任和理解，即真实的自我表露。然而，微博等新技术的实现不仅没能将偶像的‘后台’生活展现为‘前台’表演的延伸，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外壳之上的，而且这种关系极其不稳定。”
什么是“模仿性亲密”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8月，TFboys出道十周年演唱会在西安举行，现场人气很高。 这个十年的约定是他们出道之初就与粉丝们签订的。 您几年前在研究中提到过这个十年协议的重要性。 你有没有想到它带来的结果会如此受欢迎？
朱丽丽：经纪公司为TFboys和粉丝打造了“十年”的理念，将偶像的成长和粉丝的成长紧密地绑在一起。 粉丝们陪伴了他们很长时间，看着他们的偶像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邻家男孩成长为万众期待的偶像明星。 这种成长和转变是由偶像和粉丝共同经历和完成的。 长期的精力和情感投入，粉丝不仅对偶像崇拜、喜爱，还一次次从偶像身上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 粉丝的参与不仅是精力和情感的投入，更是金钱、技术、社会资本等各方面的支出。 发展过程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不断促进偶像与粉丝之间的信任和依赖，使亲密关系的建立更加本质和纯粹。
粉丝文化发展至今，我们都是其中的一部分。 每个人在青少年时期都或多或少地追过明星。 学术界对粉丝文化的研究也持续了30年。 这30年里，中国粉丝势力网络的博弈和变迁一直存在，粉丝个体和群体的生活史和情感史也不断积累。 TFboys十周年演唱会的火爆，也是粉丝文化发展现阶段粉丝怀旧情绪的爆发。 它连接着特定媒体时代的集体氛围和共同情感，与个体粉丝的记忆和生活情感息息相关。 当然，这种大规模的怀旧情绪也是制造出来的，资本和媒体合力放大了这种怀旧情绪。
朱丽丽 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三联生活周刊：十周年演唱会期间，也出现了粉丝的声援纠纷。 不同成员的粉丝为争夺场地位置展开“轻战”。 对于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朱丽丽：粉丝群体是一个矛盾的联盟群体。 他们对外是盟友，但对内却是矛盾的。 粉丝圈内总是存在着竞争和竞争，比如伟粉和团粉。 这也是粉丝“圈地自萌”属性的一部分。 。 如果这么大的一个社区期待一个统一的内部话语是可怕的，我想那会比现在的混乱更可怕。 粉丝内部的纷争，包括TFboys十周年之际发生的灯牌大战，本质上都是粉丝群体内部亚文化资本的争夺。 粉丝深切认同饭圈以消费、支持、数据贡献来判断地位高低的文化逻辑——即粉丝应该为爱产生力量，为偶像付出代价，而为爱而付出的金钱、创意、精力和时间成本。粉丝可以转化为粉丝文化资本决定了粉丝乃至粉丝群体在粉丝圈内的等级地位。
三联生活周刊：您曾经用“拟态亲密”来形容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关系。 看来，这才是两人之间最核心的纽带。 这种关系具体应该如何理解呢？
朱丽丽：我首先提出这个观点是因为我关注偶像成长起来的“妈妈粉”和“姐妹粉”。 他们深入到偶像的私人领域，关注偶像的教育、爱情、婚姻等一系列问题，很像一种亲密关系，所以被称为“模仿亲密关系”。 这种关系有几个特点：第一，是情感性的。 粉丝对偶像的痴情、喜爱、关心等情感投入，是建立模仿式亲密关系的基础。 二是控制。 过去，粉丝只是提供参与式陪伴，比如在活动中“喊出”偶像，有需要就为偶像“发电”。 然而，这后来延伸到干预偶像接什么戏、爱上谁等等宣传方式等等，甚至要求偶像更换经纪人。 粉丝主动性更强，对偶像成长道路的约束意识和倾向更加明显。 三是亲密。 粉丝不仅关注偶像的作品等公共领域，也关注他们的私生活，进入传统亲密关系的范畴，包括偶像的衣食住行、教育、工作安排、爱情和成长道路等。 在这种关系中，粉丝不是家人，但就像家人一样。 虽然粉丝的类别不同，但情感需求是相同的，这对应了粉丝不同人生阶段的情感需求。
“拟态亲密”的理想与现实
三联生活周刊：粉丝为何要求与偶像“亲密”？ 这其中有什么实际因素吗？
朱丽丽：粉丝文化发展这几十年来，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变迁，许多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松动、消失。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年轻人成为独生子女，呈现原子化、分散的状态。 十几岁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融入了社会的主流。 话语权很弱，他们能控制的领域很少。 与此同时，他们也面临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 借助互联网的媒介机制，他们有了一个放松主观性的平台。 粉丝文化其实是原子化社会的一个出口。 在孤独的社会里，人们既不是亲人，也不是朋友，只能通过相同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才能重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情感。 再加上网络平台有意识地打造了热搜榜、排名系统、超级聊天社区等，网络活动成为了具有商业价值的可量化数据，创造了粉丝培养机制。
以修真类偶像为例，他们的粉丝分为两部分。 有些粉丝与成员同龄，在中考、高考、朋友、亲子关系等方面都面临着困难。 他们的经历相似，成长的感觉更强烈。 另一群粉丝的年龄比他们的偶像要大得多。 偶像的青春活力可以让他们找回自己的青春。 这种共情和共情与对青春的追忆和向往紧密相连，使他们的情感寄托更加深刻和复杂。 。
三联生活周刊：原子化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疏远，甚至有“社会退化”之说。 为什么粉丝会对偶像产生“狂热”的感情？ 与现实中日益复杂的亲密关系相比，粉丝的“狂热”情绪为何不平衡？
朱丽丽：我认为粉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现实中的社交寻求补偿，而是纯粹基于对媒体人物的“喜爱”而相互吸引、聚集、交流。 他们的核心情感诉求在于对准社会交往对象的喜爱和支持。 ，源于人类本能地依恋他人，无论距离远近。 粉丝的“狂热”情绪已经发展到不平衡的地步。 首先，粉丝的力量成为了互联网背景下可以数字化、可视化的“流量”。 它与粉丝偶像经济紧密相连，催生了粉丝支持和排名机制，以及粉丝的自尊心。 在这种情况下，期望和自我认同被放大； 其次，互联网环境让个体粉丝相互联系，形成粉丝圈、粉丝社区。 个体粉丝的情绪和行为都会受到有组织的圈子的影响。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会出现类似于狂热、痴迷等情绪的群体极化现象。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模仿的亲密”和现实中的亲密有什么区别吗？ 会影响粉丝的现实生活吗？
朱丽丽：所谓“拟态亲密”，是指在网络空间中建立的一种想象的亲密关系。 它不同于真正的亲密关系，而是在日益强大的粉丝本身的帮助下，打破了偶像与粉丝之间的传统距离和神秘感。 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模拟亲密关系是对现实生活亲密关系的模拟，但粉丝之间一旦建立起这样的关系，好处和风险同样巨大。 与此同时，这种想象中的模拟关系也很难继续主宰粉丝的个人生活。 这种关系目前仍大多在网上进行，是虚拟文化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很难转变为真正的关系。 对粉丝的实际影响更多地取决于粉丝个人的生活成长。 总体而言，我们不应该低估球迷的自律和自治能力。 对于学术界和媒体来说，我们也必须坚守自己的责任和道德，我们的研究和报道也必须考虑帮助粉丝培养自律能力。
粉丝与偶像的博弈
三联生活周刊：偶像区别于传统明星的重要特征是他们都有精心塑造的形象，也就是所谓的“个性”。 在追星的时候，粉丝们会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偶像背后可能还有另一个真实的性格？
朱丽丽：粉丝对偶像的喜爱往往来自于对偶像身上某种品质的喜爱。 拥有这些品质的人是理想的伴侣或他们想要成为的形象。 对于年龄较大的粉丝来说，对某种品质的认可往往更容易因为年龄的差距而转化为保护“美丽”和“脆弱”事物的愿望。 亲密关系的建立主要基于信任和理解，即真实的自我表露。 不过，微博等新技术的落地并不是展现偶像的“后台”生活，而是“前台”表演的延伸。 粉丝与偶像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外壳之上的，这种关系极不稳定。
经纪公司在为偶像打造“人格”时，虽然也会考虑偶像的个人特质，但主要还是看重市场需求和商业价值，这可能与偶像的真实人格有很大出入。 很多早期成为粉丝的粉丝可能会被“人品”吸引微博冲粉丝链接，但当他们的“粉丝圈”达到一定深度时，他们会更加关心偶像的真实性，所以有些偶像“崩盘”后，他们就开始关注偶像的真实性。将会有大规模的除粉。 让他们悲伤的不一定是偶像的崩塌，更可能是被美好的人物感动的自我的动摇。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精心打造的偶像，他们能否在个人意愿和造星机制之间取得平衡？ 越来越多的偶像“房屋倒塌”是否说明了这一机制的脆弱性？
朱丽丽：偶像这个职业，好处和风险同样巨大。 偶像本身必须有这样的意识。 他们当然有个人需求，但这也是获得巨额回报的代价。 因此，长盛不衰的偶像自律性非常强，会自觉牺牲一些个人生活。 偶像想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需要减少对造星产业的依赖。 如果他们将自己的声誉、经济回报和影响力寄托在造星体系上，那么他们就必须承受该体系的负面影响。
这个过程其实是粉丝权力网络的博弈，是偶像与粉丝之间的博弈。 如果一个偶像还在上升期，那么受到系统和粉丝的影响就会很大； 如果已经站稳脚跟，影响可能会减少。 本质上，还是要看偶像本身的实力和影响力。
当然，偶像机制的一些不合理之处也需要偶像和粉丝共同打破，反思整个造星行业的商业本质。 造星行业除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外，还应尊重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众认知。 尤其是偶像行业对年轻人影响巨大，利润不能成为唯一标准。 我们需要注重青少年成长中积极价值观的塑造和引导。 这需要社会、公众、媒体、学界共同关注，形成良性的舆论协商和协同治理。
三联生活周刊：您说粉丝的力量迅速崛起、壮大，对偶像的干扰也渗透到私人领域。 那么粉丝力量的边界在哪里呢？
朱丽丽：在网络社会，粉丝的力量被颠倒了。 他们不再愿意扮演强迫性、盲从的角色。 他们懂得如何通过集体和互联网的力量表达自己的需求，甚至成为新规则的制定者。 但与此同时，界限仍然存在。 我们看到的所有粉丝活动都与平台密切相关，而平台又受到国家政策的约束。 2016年以来，国家网信办牵头开展了一系列“清明”专项行动。 2021年，整改重点转向“粉丝”。 圈子乱”。粉丝的权力网络像毛细血管一样有弹性，粉丝的自律有探索的空间。如果政策或平台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粉丝愿意扩大圈子，他们就会与爱国主义和商业共舞。但如果外部空间被缩小，他们的行动就只能局限于微观政治和日常消费领域。
另一方面，粉丝的控制欲虽然有时会渗透到偶像的个人领域，但有时也会转向自己。 如果一个偶像达不到他们的期望和想象，他们就会大规模流失粉丝，转而将自己的情绪投射到另一个类似的偶像身上。 偶像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 粉丝有选择，而且他们实际上是流动的。 这也是变相给偶像施压的一种方式。
“粉丝文化”就像当代社会的一面镜子
三联生活周刊：您曾经说过，“粉丝文化”研究是一个问题型学术，研究对象和问题都在不断变化。 您最近关注的问题有哪些？
朱丽丽：我最近思考的方向是饭圈组织的协同治理问题。 我希望分析饭圈组织与平台、媒体、政策之间的多重关系微博冲粉丝链接，以及饭圈组织对社会主体的冲击和影响。 探索多主体如何协同引导饭圈文化成为健康的青年力量。
随着大众文化产业的发展，追星活动发生变化有两个节点。 一是大众传媒的出现和普及，二是互联网的出现。 两者叠加，构建了庞大的媒体基础设施，连接不同的社区，推动追星活动以更广泛、更激烈的方式被社会看到。 最初，粉丝文化只是一种边缘小众文化，但当它与流量、资本、社交活动联系在一起时，它就冲出了圈子。 从早期的“追星族”到“粉丝”、“影迷”，再到“粉丝”、“粉丝”，称谓的变化反映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粉丝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行动和群体。影响。 互联网社区。 粉丝文化不再是“圈地、卖萌”的亚文化，而是越来越主流。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粉丝和网友之间的界限不再清晰。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说粉丝和网友的界限不再清晰？
朱丽丽：粉丝和网友的界限已经模糊了。 粉丝文化跳出了亚文化圈，产生了很多非亚文化的问题。 网络社区的社会动员力泛滥，煽动社会舆论的力量增强。 比如早期的“皇帝吧出征”和疫情期间的“饭圈女孩驰援武汉”。 有多少普通人参与了粉丝社区发起的问题？ 以周杰伦粉丝与蔡徐坤粉丝之间的“打榜大战”为例。 涉及的粉丝和网友该如何划分？ 而且，粉丝本身就是不断流动的，粉丝到了一定年龄，失去粉丝、退圈的情况是很常见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粉丝会逐渐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和家庭生活中。 社会经历和压力让他们无法像十几岁的时候那样追星。 简而言之，在平台媒体时代，粉丝进一步泛指平台账号订阅者乃至平台用户整体（即“网民”）。 粉丝文化、青年文化、网络文化逐渐难以区分。 粉丝群体和粉丝文化的作用和地位也不断上升。 这里有很多模糊的地方，需要学术界和社会深入观察才能做出更清晰的判断。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您的观察，目前有哪些新的“粉丝文化”现象值得公众关注？
朱丽丽：除了青少年粉丝之外，中老年粉丝基本上被忽视了。 最近崩塌的艺人背后，是庞大的中老年粉丝群体。 他们一直处于缺乏情感和娱乐的状态，只能通过短视频和虚拟偶像来寻求慰藉。 这群人是沉默的大多数，很久不见踪影，这也体现了社会群体的孤立性。 在秀才倒闭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秀才的存在，但其实他背后的流量却是惊人的。 对于很多中老年女性来说，秀才是恋爱关系的想象，是情感倾诉的对象。 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中从未得到过爱或关注。 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再延伸下去，为什么他们没有人可以说话呢？ 这背后反映出的是农民工浪潮带来的家庭结构的解体。 底层女性长期陷入辛苦劳作的状态，没有机制为她们提供情感支撑。
三联生活周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粉丝事件开始引起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这是否意味着粉丝与公众的距离拉近了？ 但随之而来的似乎还有越来越多的困惑和混乱。 对于这种矛盾的现象你怎么看？
朱丽丽：粉丝文化作为一种小众文化，正在融入主流文化，这是一件好事。 一方面，粉丝文化促进文化消费和民族产业。 比如近几年流行的国潮、古风，在以前都是非常小众的。 但随着粉丝的高参与度，开始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包括具有传统文化IP的包括创意动画电影、B站的跨年晚会、河南卫视的《奇妙之旅》系列剧等。问题上，粉丝群体也在微博上不断讨论女性生育和职场性骚扰问题，因为年轻女孩占据了粉丝的大多数，也推动了这些社会问题的深入发展。 另一方面，公众需要明白，粉丝文化并不意味着需要无限期地接受。 粉丝圈的破粉圈效果普遍褒贬不一。 负面表现主要是对舆论生态、文化生态的冲击和扰动，如谩骂、粉丝圈子的恶性竞争等。 不少与饭圈文化相关的热搜引起了公众的反感和政府管理部门的警惕。
回顾中国粉丝文化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感知到一个吊诡的闭环：从1990年代的“病态青春”到2020年左右的“时代病”和“社会症状”，这似乎是一个循环的历史发展。 然而，这个病不是那个病，不同时期定义的“疾病”或“症状”的内涵和语境完全不同。 前者所谓病态青年是指边缘化的少数群体； 后者的社会症状是指粉丝文化与国家、资本、平台、媒体等结构性要素的复杂纠缠，这已成为当前中国非常突出的现象。 与主流社会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 粉丝文化就像一面镜子。 研究它就是研究当代，其背后反映的是复杂而流动的社会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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