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涂梦莹时代周报
创作歌手张立超今年30岁了。 他很受欢迎。 其原创歌曲《我一个人在南昌》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已超千万次。
如今,他手里有一些写好的歌曲,但他没有时间去制作,因为大多数时候他需要靠商业演出和主持工作来维持生计。
这样的音乐创作者还有很多。 一些人创作的歌曲在网络上走红,但版权费每个月只有几百元。 有些作品小众化,甚至可能要十几年才能收回制作成本。
不久前,曾为陈奕迅等歌手创作歌曲的知名词曲作家吴翔飞因版权问题起诉环球音乐。 就连陈奕迅的热门歌曲《路一直在那里》也被列入环球音乐的版权费清单。 每年只给他带来271元的收入。
版权公司拿走了创作者的大部分收入。 “如果再这样下去,谁来写歌?” 吴翔飞愤怒地说:“写歌比捡废品还不如。”
另一方面,互联网巨头之间的在线音乐大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腾讯音乐曾斥资3.5亿美元加1亿美元股权获得环球音乐独家版权; 而2018年至2020年,网易云音乐三年累计购买版权的内容服务成本高达96亿元。
听歌用户并不吝啬。 腾讯音乐2020年全年营收高达291.5亿元。
随着腾讯“欣然接受”并交出其拥有的独家网络版权,音乐创作的用户端和网络音乐平台格局将发生新的变化。
音乐创作者的生存状况依然不容乐观。
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20年中国音乐产业发展综合报告》显示,52%的音乐人没有音乐收入,只有7%的音乐人100%依靠音乐收入。
但音乐家的数量正在呈爆炸式增长。 网易云音乐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音乐人总数突破20万人,同比增长100%。
近日,《时代周报》记者采访了多位音乐创作者。 他们不悲不喜,平静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来源:视觉中国
张立超:歌曲红了没关系,光靠音乐可能会饿死
2012年,我发行了我的第一首歌。 那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参加校外歌唱比赛。 拿到排名后,我把奖品卖了换成现金,用来发行自己的歌曲。 从大二到现在,他也陆续发行了很多原创歌曲。
2018年,《我一个人在南昌》走红。 这是一首带有地域情感的歌曲,有点像赵雷的《成都》。 这首歌曲在抖音上的播放量已超过1000万次。 南昌本地抖音用户十分之八都用过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
但歌曲流行了,我却仍然没有像样的收入。 酷狗、网易云音乐、QQ音乐等各大平台加起来每个月只给我400-500元的版权费。
不过,在最火爆的时期,演出的机会也比较多。 每月有6-7场演出,平均每周都有商演。 小的有一两千人,大的有几万人。 每个月的收入增加了好几倍。
那时,我的身边突然多了很多所谓的朋友。 人们每天邀请我吃饭并想了解我。 炎热已经过去了,所有的朋友都走了。 这首歌流行了,我也被骂了。 有人认为我在南昌写歌是为了消费,也有人认为我抄袭了《成都》。 但事实上,我的歌发行得更早。
现在,我的演出机会不多,平均每个半月一次演出,甚至更少。 本来7月有一场演出,如果演出顺利的话,我接下来两个月的房贷就可以还了,但是演出被取消了。
张立超(受访者提供)
这些年来,我最后悔、最伤心的事就是没有让妈妈在电视上看到我。 2017年如何播放量上十万,央视让我录制一个节目,我需要前期拍摄故事。 当时我的母亲患有癌症,节目组让我去医院拍摄采访视频。 妈妈对儿子能上央视感到很欣慰,但最后我还是没能参加节目。
不久之后,我母亲在电视上看不到我的节目就去世了。 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 这是我心里的一个结,可能我一生都无法解开。
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我意识到自己应该尽力先实现结婚生子这件人生大事,而我的音乐梦想也应该推迟一点。 很多歌曲已经写好了,但我还没有录制,更不用说制作或发行了。 因为现在生活压力很大,每个月还要还房贷。
光是听音乐我就可能饿死。 据我所知,大多数同事都是这样,不得不寻找其他办法来维持生计。 除了商演之外,我还做主持人,在抖音接广告。
张立超(受访者提供)
不管怎么样,以后我还是会继续做音乐。 人在生活中必须有信仰和爱心。 只是你要能够养活自己,同时坚持自己的爱好。 这是最基本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东西吃,你还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追求你的爱情?
张汉元:我没钱坐公交车,我的鼓手朋友就拎着饺子跑了几公里回家。
我今年42岁,毕业于一所师范院校音乐专业。 20年前,我放弃了音乐老师的工作,来到了北京。 总的来说,我在音乐创作行业打拼了26年,但说实话,前15年只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包括能力、圈子和经验。
十年来,我靠在酒店弹钢琴谋生。
从2001年开始,我就在北京多家酒店、酒吧弹琴、唱歌。 我每天固定时间玩,一个月能赚几千块钱。 王府井有一家非常有名的五星级酒店,我在那里弹了十年零三个月的钢琴。
在这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努力寻找机会让我的作品被更多的人听到。
终于,机会来了。 2009年,一个朋友投资了一部电影。 制作完成后如何播放量上十万,他需要一首主题曲。 歌词确定后,我的作品就成功入选了。 这首歌是由当时主演该电影的BOBO乐队演唱的。 组合成员现在就是大家熟知的付辛博和井柏然。
2010年左右,我的音乐生涯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著名歌手周艳红。 当时,她的公司正准备签约新歌手。 我给她发了20多首我创作的歌曲。 她听后很欣赏,就和我签了七年的合同。 之后,我慢慢成为一名专业的词曲作者,但在此之前,我已经写歌15年了。
现在,我的主要工作是歌曲创作和音乐制作。 虽然我在业内的知名度不如大牌,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周杰伦。 作为一个音乐创作歌手,凭借自己的能力,在行业里有一个不小的地位已经很好了。
张汉元(受访者提供)
这生意实在是太残酷了。 早年我和朋友组建了一个乐队,但很快就因为生存问题解散了。 乐队解散后,我成为一名钢琴家。 那年元旦,我在路上遇见了乐队的鼓手。 我问他在做什么。 他说自己身无分文,还没吃饭,就到朋友家去买剩下的饺子。 由于没钱坐公交车,他把饺子装进塑料袋,装进口袋,准备慢跑两三公里回到住处。
每当想到这件事,我就感到非常难过。 继续做音乐真的很难。 就像我的鼓手朋友一样,乐队解散后我无法独自表演,我非常沮丧。 音乐行业不像其他行业那样可以很快找到工作,尤其是词曲作者。 在创作初期,如果没有知名作品,他们就会长期处于孤独和经济窘迫之中。
尤其是如果是原创歌曲,想要自己发布以获得版权利益,背后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首歌曲可能需要10年才能收回制作成本,因为一首不受欢迎的歌曲每月收入可能只有几十甚至几美元。”
我在石家庄的一个培训班担任音乐老师,教过100多名学生。 他们大多后来前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发展事业。 许多年后,这100多人中,至今仍在创作音乐的人不足5人。 ,还有一些人因为各种问题而转行。
我觉得现在的乐坛就像一个各种流派的大杂烩,总体来说还是很繁荣的。 只要每个人都有音乐梦想,就可以成为一名自由的音乐家,利用各种平台来推广自己的作品,但在幕后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例如,降低门槛导致以次充好。 很多人不专业,在设备和制作的各个方面都无法达到精良的标准,导致很多音乐作品五花八门,参差不齐。
Sukey:我们的歌曲都放在音乐平台上,但几乎没有收入
2014年,我16岁,是中国48代女团的第三代。 在女团的那几年,我会接一些商业演出,或者在专属剧场里唱歌跳舞。 那时候,女团的概念还不太流行。 我们是与日本著名女星团体合作的姐妹团。
在女团里,收入并不高。 我不是顶级会员,但也有吃有住,工资也接近白领水平。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基本工资会逐渐增加。 此外,佣金将取决于公司安排的外部事务。
Sukey女团时期(受访者提供)
退团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变得自由了,心态相当放松,身份上也没有那么多的限制。 以前要努力做偶像,要甜美、要青春,不能尝试很多风格,但现在可以了。
但现在主要的压力是收入不稳定。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在做一名独立音乐人,拥有自己的乐队,但我也从事其他工作,比如平面摄影、兼职钢琴老师等。我很清楚,如果你只是跑一个乐队,就很难有稳定的收入。
说实话,大多数独立乐队还没有能够从歌曲版权上获得可观的收入,我们也不例外。 我们的歌曲放在网易云音乐平台上,但是几乎没有收入。
演出收入也微乎其微。 在上海,我们乐队会受邀在Live House演出,一个几百人的小场地,门票40-50元。 即使门票全部售完,除去场地费等费用杂费,每个乐队成员也要平摊几百元。 钱。
大多数时候,乐队都是由两个人表演。 如果接到稍大一点的商演,也会组成五人阵容。 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商业演出,是通过中间代理谈妥的,然后分发给我们的。 每人可获得2000元左右。 如果是特别受欢迎的乐队,中介介绍乐队后会收取更多的佣金。
Sukey在乐队中表演(受访者提供)
最近演出比较少。 我接拍了一部音乐剧,并与剧组签订了两个月的短期合同。 每天早上八点前就起床,要和白领一起坐很长时间的地铁去上班。
我不再对流量和人气抱有太大希望,顺其自然。 从加入女团到现在,这些年,我的心态一直在变化,我不再渴望一夜成名。
事实上,很多国内乐队这两年变得非常火,但也有一个吸引关注的曲线。 大多数乐队的出场费总有一天会随着受欢迎程度而下降。 到时候他们会以什么为生呢?
流行只是锦上添花,不如做好音乐,过好生活。
苏杭:18年前卖歌赚了3000块钱,感觉像个暴发户
我在这个行业工作了20多年,认识了很多人。 比如许嵩和李荣浩都是安徽人。 2005年,我经常和他们交往。 那时候,李荣浩的音乐DEMO已经很不错了。 他们一开始不太受欢迎,但后来逐渐发展得比我好,我开始反思。
在反思的过程中,回顾自己的经历,其实我很早就开始卖歌了。
2000年,我在互联网上偶然发现了唱片,并开始研究如何在网上推广我的音乐。 在那个时代,如果你不是明星或者歌手,想要自己发行音乐作品是很难的,因为太贵了。 但那时我开始利用网络在一些音乐平台上发布自己的作品,也通过各种朋友介绍关系,逐渐融入了圈子。
2003年,我第一次在网上卖自己的原创歌曲,售价3000元。 当时,在我们安徽小县城,公务员的月薪只有800元。 卖歌的钱让我感觉自己像个暴发户。 感觉。
这笔钱是用来帮助我父亲的印刷厂扭转一定的财务压力的。 从那时起,我的家人就不再反对我做音乐了。
我在安徽老家的时候,还是有小吵架的。 我曾经组建过一支乐队纯粹是为了好玩。 每次我凑钱给签约剧院演出时,大部分门票都是免费赠送的。
苏航和他的乐队(受访者提供)
2004年,乐队宣布解散。 我全身心投入音乐创作和学习,陆续卖出了很多作品。 一首歌的最高售价为3万元。
此后,他又前往北京、广州,与3家唱片公司签约。 但到了2013年左右,我感觉自己做了十多年的音乐却赚不到多少钱,我开始思考其中的原因。
苏州、杭州(受访者提供)
经过冷静的分析,我开始明白,整个音乐行业最顶层控制资源的人,也就是版权公司,资源就掌握在这些公司手中。 相比之下,大多数音乐人肯定赚不到钱,所以我开始转向版权。
2015年,我创办了一家名为苏卡音乐的版权公司,开始提供音乐版权相关的服务。 音乐家、唱片公司、版权投资者、版权持有者都是我的服务对象。 在接触版权的这几年里,我发现很多音乐人并不了解相关的版权知识,这不利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因为音乐人最基本的就是依靠作品来做出自己的作品。活的。
现在,我会以笔名“苏小卡”在抖音上发布版权知识科普视频。 我希望更多的音乐人能够了解版权知识,有版权意识,以免让我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变得一文不值。 我们要让大家知道,只要作品足够好,就可以通过版权获得不错的利润。
这项业务鱼龙混杂。 一方面,国内音乐市场有很多年轻音乐人发展的机会,但由于大多是纯粹的商业运作,与音乐人的理想主义产生冲突; 另一方面,资本垄断资源,音乐人的收入和福利并不公平,好的机会和资源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值班: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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