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周玲:从大山到货车司机,她的入场与退场,背后故事令人唏嘘

冰点特刊第1238期

网红的入场与退场

退出网络

网红周玲:从大山到货车司机,她的入场与退场,背后故事令人唏嘘

采访第18天,我的受访者宣布“退出网络”,两天后,她删除了作品。

我采访过的故事不止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中,身高刚过一米五的95后女孩周玲(化名)开着一辆16.5米长的半挂货车,漂亮又帅气。她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的山区,16岁那年,为了还哥哥的赌债,被重男轻女的父母卖到外地当儿媳,遭遇了三次家暴,最惨的一次是她回娘家躺了半个月。孩子两岁时,她逃离大山,独自出省打工。在认识了后来当货车司机的丈夫程星(化名)后,她为了攒钱买房买车,和丈夫一起开货车。但新车刚买几个月,两人就因为抚养前夫所生孩子的问题发生了矛盾。 直接的导火索是周玲在程星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孩子买了一辆200元的儿童自行车,为了孩子,周玲选择了离婚。

这个版本是周玲的讲述,两年前她的人生故事被一位奥斯卡获奖导演拍成了纪录片。

今年9月,她爽快地答应了我的采访邀请。平时,她要连夜赶高速,从浙江台州开到福建泉州,全程700多公里。天亮后,她接替丈夫,爬上车内的木板,剪辑视频、直播、补觉。车轮每滚过一米抖音1000个粉丝100元真实吗,她就能多攒一点嫁妆和儿子的抚养费。通宵能挣450元。

和周玲在一起的两周里,她叫我“妞”,尽管我比她大五岁,高她一个半头。她比我想象的还要热情、健谈。这通常是我们可遇不可求的采访对象。我和她一起开车一整晚,在午夜的高速公路上唱歌、吃辣面,她回忆起她认为的“重要时刻和选择”。“人生就是被父母生下来,然后自己活下去。”

黑夜里,她握着方向盘,高声唱道:“低着头,期待那一天,接受所有的嘲笑。迎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前行……”那一刻,我觉得她本人比视频里更令人感动。

周玲在台州租房居住,除了台风天,她很少在屋里睡觉。我们一起在她的出租屋做饭。公用厨房里有6个煤气罐。她从铝盆里舀出一大勺凝固的猪油,放到火锅里,炸出葱姜蒜混合的香味。洗菜的水槽堵了。她让我走开,蹲在水管旁边,徒手摇晃着拔出连接处的塑料管。污水冲过她的脚。“疏通了”,她高兴地转头告诉我。

在弥漫着油香味的公用厨房里,周玲跟我聊起了女性的经济独立、家庭婚姻生活等话题。她不想让我拍下这一刻,因为“觉得环境太差了”。“等我买了房子再请你来我家做客。”

“她的生活充满激情,像一个小太阳。”我和采访过她的同事交流了对她的第一印象。她的故事很适合拍成视频。

她能敏感地感知到粉丝数量的变化,就连吃饭的时候,她也在实时监控关于自己的“网络舆论”。当粉丝数量突然增加时,一定是有自媒体转发了关于她的视频,她会再听对方解释,负面评论她会直接回应。

“她那漫不经心的外表下,是否有所畏惧?她坚守男性主导的货运行业的动力是什么?她渴望什么、追求什么?”采访笔记本记录了我在第二次采访结束时的困惑,我决定去寻找她身边的人。

她几乎没有朋友,我尽力寻找她在采访中提到的人——她的父亲、前夫、姐姐、采访过她的媒体人,以及被她“说得哑口无言”的一家公司的公关总监。

不料故事却陷入了一个又一个的“罗生门”。

外部信息拼凑出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周玲没有被家人“卖掉”,和村里其他早婚的女孩一样,经媒人介绍,同居一个多月后嫁给了第一任丈夫,随后跟随婆家到浙江打工。

她父亲告诉我,他从来不知道她家暴的事情。她姐姐告诉我,看了纪录片才知道妹妹被公婆打。她的前夫程星告诉我,她第一次婚姻中,他们确实因为孩子吵过架,但离婚是因为她在婚姻中犯了原则性错误,这段婚姻并没有和平结束。两人原本打算复合,还在短视频平台上发视频,自曝短板。

程星称,为了收集更多粉丝打赏,他曾配合周玲的要求,在网上假装离婚——不进她的直播间、把昵称里的“某某老公”去掉,“不管别人怎么问你,你就说她说的是真的”。

两个版本有部分重合。她来自云南一个非常贫困的山区,家里重男轻女,她只读到初一,勤奋能吃苦,在电子厂的流水线上当过洗碗工、洗车工、装配零件,后来开大货车让她出名了,收入也还算不错。

外部采访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我和周玲之间的信任,我一度怀疑是否要继续这个话题。临走前,我被她的“故事”吸引,但生活永远在故事之外。

这让我想起媒体人王凯玲说过的一句话,有时候“做新闻就是在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都是时代的病人,采访很大程度上是病人之间的相互问询。”“只有把一个人送回到他人生的位置,回到事故的起点,我们才能理解他、领悟他。不孤立、不驱逐这个人,我们才能看到这个事件对于时代生命的意义。”

逃离

周玲今年25岁,瓜子脸,嗓音洪亮,笑声能穿透整个车厢。她个子矮小,只能坐在驾驶座的前半部分,腰部与椅背之间塞着一个枕头。她身体前倾踩离合,右手推着12挡的手动挡,给人一种“几乎踩在离合上”的感觉。16.5米长的半挂车在她的指挥下“跑”了起来。

快到午夜时分,我背着背包爬上4.2米高的半挂车驾驶室,装满辣面、苹果梨柚的食品袋,鲜红的铁皮便携音箱都已上车。为了方便我拍得更清晰,她踩在车头横梁上,一边挥手,一边用抹布擦挡风玻璃,踮起脚尖也只能擦到三分之二的玻璃。因为我的到来,她回到出租屋化了淡妆,涂了口红,精心编了个辫子,发尾夹了个蝴蝶结。

整座城市都沉睡了,我和周玲以及她的司机同伴们陆续出发了。她沿着这条路线开车已经半年多了,每条岔路都记得清清楚楚。700多公里的路程根本不需要用导航,路上有坑洼她都能提醒我稳住。

周玲在高速公路上遇到的物流车辆大多是老熟人。她偶尔在抖音上和这些货车司机互动,内容无非是“今天在某路段看到你了”、“今晚一起走吧,某服务区见”。超车时,他们还会按喇叭打招呼,“海豚声”偶尔打破夜晚的宁静。

女性卡车司机在这个行业并不常见。根据2016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卡车司机就业状况调查报告》,女性司机约占中国司机的1%。2020年,“中国卡车司机研究课题组”根据问卷调查估计,女性司机约占4.2%。

周玲开玩笑说,自己“一上高速就‘飞’了”。 “速度”总是和“勇气”“技术”“耗油”联系在一起。高速行驶,40吨重的半挂车要“吃很多油”。司机最怕急刹车,有时车头刹车后,车身会因为惯性往上冲,“整个驾驶室都会被‘推’扁”。她不在乎这些,“速度”是她在卡车司机中独一无二的“身份”。

她讲起了自己与“黑暗”相处的经历。她说,她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就是被丈夫虐待的那段时间,“因为她看不到希望”。在最后一次被丈夫虐待之后,她到镇上买了火车票。这笔钱是在建筑工地当搬运水泥的工人攒下的。一天晚上,她逃了出来。当时,两岁的儿子已经睡着了,她把枕头和被子堆起来,把儿子挡在里面。晚上,她步行一个半小时到镇上,第二天在镇上换上新买的衣服和运动鞋,然后坐车到隔壁县城的火车站,登上开往杭州的火车。

她能把故事中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讲得细致入微,极具感染力,采访过她的记者评价她“很会聊天”,“被她展现出来的活力所感动”。

她还善于运用“形象”,想买一辆“解放”牌卡车,因为“解放”对她来说有特殊的意义,“象征着她重获自由”。开车时,她看到湖中有个岛,她说:“我就像那个岛。”

我们的车被黑暗包裹着,说起这些话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多了,路上的车少了,我也不禁有些困意。周玲的妆容已经不精致了,她打开音响,跟着旋律唱了起来。

“你还记得你离开家的日期吗?”我问。

“不记得。”

“我能记得我报名驾校的日期,可为什么我却记不住这次命运中很重要的‘逃离’的时间?是几月?”我好奇。

“因为发生了太多事情,一件接一件,”她回答道。

后来,我看到了她向“女生别怕”微信公众号作者讲述的另一个版本的故事:趁着丈夫和婆婆不在家,她穿着原来的一套衣服偷偷进城,在一家小吃店当服务员,第一个月工资是600元,因为怕被发现,拿到钱后她就立马跑到杭州。

唯一重合的是她的目的地和结局,她都是从山里的婚姻中逃出来的。

安全感

2018年,她认识了货车司机程星。她给程星的短视频账号发私信,“我被他开货车的样子迷住了。”除了秀自己的车技,程星偶尔也会发几条由他“出演”的搞笑视频,“这个行业,除了坚果是女人,其他都是男人。”

随后周玲对着镜头毫不尴尬地笑着说:“是我追他的。”

当时她在嘉兴打工,在一家生产浴室加热器的工厂组装零件。她飞到长沙去见程星,程星不介意她的过去,这让她感到很安全。她回到嘉兴,辞掉工作,放弃了房租,卖掉所有东西,成为程星的“高跟鞋妻子”,开着他的车。

程星出生在贵州遵义农村,初中毕业后就出去谋生,他聪明过人,认识周玲时,他已在运输行业工作近10年。他发现驾校学到的技能一定更“实用”,这是一个“商机”。他注册了一家咨询服务公司,帮助新手练车,收入是开车的几倍。

周玲是第一个主动向他表白的女孩,程星第一次见到周玲时,“第一感觉就是这女孩好矮啊”,但他喜欢周玲开朗的性格,与自己的性格很相配。

他教周玲开车。“哇,路人都说:‘这是女司机’。”这种被人注意的感觉,周玲从来没体验过。她已经不满足于玩一玩,她要考驾照。

这个故事后来又增添了一些戏剧性的情节,她对不止一家媒体表示,自己是在程星不知情的情况下报名的,程星也是在第一次考试之后才知道的,程星气得好几天都不理她。

后来程星告诉我,是他给周玲报了贵州驾校。他一开始不同意,因为他知道开车辛苦,自己肩膀、腰椎都有问题。但程星也希望他们能像其他卡车上的夫妻一样,把锅碗瓢盆、生活搬到同一辆卡车上。“她会开车,偶尔也能帮忙。”

“我不想待在家里照顾宝宝。”纪录片中,周玲提到了自己对婚姻生活的规划。网友纷纷称赞她“不做家庭主妇,婚后也能保持女性独立与社会联系”。采访中,笔者从她口中得知,她“不待在家里”的真实意图,是为了时刻陪伴丈夫,守护婚姻。

周玲成了名副其实的副驾驶。从河南到广西,从重庆到上海,夫妻俩驾车穿越了大半个中国。他们一起从重庆开车到上海时,没有租房,每四天一趟,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用水洗头,吃饭睡觉都在没有空调的车里。

后来,她开始独立开车,和丈夫跑不同的长途路线,她要花两天时间,程星的路程稍远,要花三天时间,夫妻俩每周只能见一次面,相处六个小时。

我和几位长期关注周玲的卡车迷聊过,他们说,周玲和程星的故事,曾经是卡车圈的一个传奇。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某自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漆黑的夜色中,两辆卡车打开车灯,相对停放。小两口分别从车上下来,神情有些疲惫。程星拍拍周玲的头,把她抱在怀里。

“要是能娶到这样的老婆,和她一起开跑车,那简直完美了。”一名卡车司机在视频下方留言。

开过卡车后,周玲把开车的视频发到网上。和那些剃着光头、皮肤黝黑的卡车司机不同,她把头发编成各种辫子,就连坐在车里也穿短裙、打着领结。她在车窗边缘贴上鲜花装饰,在车内摆放盆栽,副驾驶上坐着一个黄色的皮卡丘玩偶,系着安全带。她没看过皮卡丘主演的动画片《宠物小精灵》,但很喜欢它的长相。

周玲的粉丝数量很快就超过了程星,她开始直播,在直播间接受网友的礼物,礼物可以兑换现金,一场直播能赚五六百元。她在网上称自己单身,“因为这样送礼物的人就多一些。”夫妻俩为此吵过不少架。

“他说我结婚了,可我现在还是单身,这就是个骗局。”周玲说,“不是骗局,人家是愿意送礼的,我又不是用人家的手机付的。再说了,他能不能有点良心,这钱又不是我一个人花的。”

程星说,他们吵架通常以他的妥协而告终。2019年年底,周玲成名后,他结束了“网络隐形人”的身份,程星也作为故事中的“元素”出现在有关周玲的报道中。

病毒式传播

2019年“双11”,周玲走红网络。

一家电商公司做了一个传播策划,“用六个维度记录生动、感人、真实的‘双11’故事”,周玲被选中代表“物流”这个维度。当时,她在一家快递公司的承运商那里开货车,偶尔会把开车的视频发到网上,有一两万粉丝。

11月13日,周玲微纪录片在微博上的播放量已达612万次。随后,多家媒体也关注到了这个“小女孩开大货车”的动态,并进行了跟踪采访。

周玲与该快递公司公关部有更多接触,她告诉我,公司曾提出与她签约,但她不愿意,因为“如果签约,她就失去了自由”。她向我讲述了自己如何揭穿公关部经理的谎言,并“凶狠地”屏蔽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记者找到她提到的那位公关经理林雪(化名),同样有不同版本的说法。

林雪回忆,周玲当时希望公司能签约她,并且每个月支付一定的费用。“她很想成为网红,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塑造一个女强人形象,然后希望通过这个过程实现变现。”林雪分析道,“我们没有能力花大价钱签约一个网红,但可以帮她找到这样的MCN机构签约她。”

林雪向我提供了他们之间的一些沟通记录,周玲想成为这家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但这家公司是加盟制,司机都是从承运商那里来的,公司并没有和任何快递司机签订合同。

周玲拒绝了其他职位,“我还是开车吧,因为我个子小,能开大车,所以人家喜欢我,我做别的,人家就没兴趣了。”“我要跟你签合同,我来定条件,如果你想把广告做红,开车的事就得听我的,有商量余地就谈,没有商量余地,我也不勉强你。”

后来合作没能成功,周玲就把林雪给拦了下来,周玲解释道:“我最讨厌威胁我、捉弄我的人。”

故事的很多细节就像“套娃”一样。

联系上程星后,我也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同版本的故事。周玲显得很平静,“离婚后我能说我另一半什么好话?”“让他拿出证据来。”第二天,她就把我从朋友圈里拉出来了。

她称不想解释程星对她说的“谎言”,“我觉得没必要(回应)。”“当时重庆30多度,我在车里睡觉,你可以想象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有多难受。”

她试图与我和解。“我给你做饭不是因为你是记者。也许我没有朋友,想多交点朋友。你知道,我每天都坐公交车,没有几个女孩愿意和我玩。”

尽管她仍将我排除在她的朋友圈之外,但这些话还是让我很感动。

原生家庭

当地人几乎已经忘记了这个人。

她的身份证和户口本上还有另一个名字,这才是她的真名。

周玲出生在云南省昭通市宜良县一个山上的自然村,她在家里排行第五,上面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

不仅整个村子四周环山,整个昭通市都处于乌蒙山区,全市96.3%的面积都处于荒漠化严重的山区。周玲的家在半山腰,学校在山的另一边山脚下。她每天早上四点半就要起床,走三个小时的山路去学校。

和村里其他孩子一样,周玲从小就干农活,左手上至今还留有割猪草时被划伤的伤疤。农活她熟门熟路:农历十月种土豆,春节后发芽;三月份在土豆旁边的水沟里种玉米,等玉米长到半人高就把土豆挖出来,在土豆挖的坑里种红薯。

“我们老家,多子女家庭很多,为了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舒适,很多父母在女儿十五六岁时就把她们嫁出去,不光我们家这样。”周玲的姐姐告诉我。

周玲的父亲和周玲对周玲的婚姻有不同的说法。我父亲告诉我,镇上有个会计来家里做媒,给了他和妻子每人2000元。男方家住在镇上另一座山上,家境殷实,儿子在矿上工作。在她的故事里,她被父母卖了,哥哥赌博输光了钱,家里就来讨债。过年猪卖不出去,就给这个15岁的女孩安排了婚事,给了6000元聘金。采访过她的一位记者告诉我,“(采访中)她提到了好几个不同的聘金数字。”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2010年的几千元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周玲说:“别人家很少有洗衣机、冰箱,那时候我们还是手洗衣服。”全面脱贫攻坚胜利前,昭通市11个县中有10个是国家级贫困县,其中深度贫困县7个。

在她讲述中,在另一座山上,她干着和结婚前一样的农活,当镇上的工地缺人时,她就和同村的其他妇女一起骑摩托车到工地干活,最多就是把水泥搬上楼,每天能挣30元钱。

我关注了当地一些妇女的短视频账号,她们的年龄和周玲差不多,有的常年在外打工,有的农闲时节像候鸟一样飞往浙江的杭州、慈溪、嘉兴、湖州等地,农忙时节又回到家乡收土豆、种辣椒苗。

让她们留在这里的是孩子。“要不是怀孕,谁愿意天天呆在家里?自己挣钱自己花不是挺好吗?”即便她们“上不起海底捞,也没买过300元以上的衣服”,外面的世界“依然很舒服”。她们这样总结在家带孩子的日子:天气凉快就早起干农活,回家“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拿着不到1000元的手机,拍着永远不会热门的视频”。

她们的视频下面总是有几条到几十条的回复,除了其他在外打工的外国人,还有一些异性的调侃、告白、求爱。

2015年,周玲告别了这样的日子。在新的环境中,她隐瞒了自己结婚生子的经历,改了名字抖音1000个粉丝100元真实吗,后来在网名里又加上了“货车司机”、“货车司机”等形容词。2016年6月,她考上了C1驾照。“因为有人给我介绍了对象,想买辆车。”这段恋情以失败告终。

她现在开车一个月能挣1.3万元,收入“完全自主”。和程星离婚后,她分期买了最新款苹果手机,考取A2驾照后,还奖励自己一块价值9000多元的浪琴手表。今年的生日是在公路上度过的,右手腕上的三连环金手链就是她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离开第一段婚姻后,周玲三年没回家,也没有和孩子联系。2018年5月,她和程星登记结婚。据她介绍,她事先给父亲寄了一张银行卡,里面有1万元,然后父亲把户口本送到镇上交给她。

她和程星的婚礼,用了10辆卡车当婚车,新娘家没有亲朋好友来,周玲的父母也没有到场。

我问周玲的姐姐:“如果你不知道她被虐待,那么当你收到她和程星的结婚请柬时,你会感到惊讶,他们为什么要再结婚呢?”

“我也不清楚,也不知道从何说起。”对方回答说,她和妹妹“今年联系比较频繁”。

纪录片拍摄的时候,他们回到了山里。哥哥家的新房子已经盖好了,父母就和哥哥家住在一起。她在父母面前撒娇,带他们去镇上买衣服,还在镜头前大方地和父亲亲嘴。

拍摄团队还来到了她儿子就读的学校,课间休息时,她把儿子叫到教室门口,抱住他,“小家伙,我是你妈妈,你不认识我了吗?”孩子显得无动于衷,没有流泪,她用手反复擦拭他的眼角和脸。

真相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我们开车进城了。周玲做好了心理准备,因为城里比高速公路还要“危险”,一不小心就会开进禁区,物流园路边的电线很容易被车顶刮断,掉头的地方也很窄。

“谁是你最重要的人?”午餐时我们聊天。她一脸尴尬,摇摇头,说没有人。

纪录片播出后,她的粉丝又涨了不少,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已经有近24万粉丝了,她接受了几次采访,还有网友给她发私信评论说她是“抛弃孩子的母亲”。

“我问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抛弃孩子了,我没有联系他们,因为没有联系方式,而且虽然一直在工作赚钱,但也没存下什么钱。”她说,“我怕被他们抓到。”随后她在个人资料中写道:“以后不再接受媒体采访。”

她告诉我,“很多网红都有团队”,但她孤身一人,无人可以请教。一位朋友用经验的口吻告诉她,“找几个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坐下来好好商量一下以后的路,别再鲁莽了。”

“你知道,当你出名的时候,你会被流言蜚语包围。”她害怕网络暴力。她给我讲了乔任梁父母和林生斌在火灾中失去家人的例子。“网民们真的很善于挖深挖浅。”

第一次采访时,我们谈到媒体影响力,她说:“要是人民日报能来采访我就好了。”

她问我是否采访过一位去年在疫情期间奔赴武汉、后来获得认可的95后志愿者,她很羡慕这些荣誉,他的200多万粉丝也同样羡慕。

她希望我能帮她介绍一个年轻的军人,嫁给一个“军人兄弟”。“军人兄弟要有礼貌,最好是热心肠的男人。但我怕他不喜欢我。我先攒钱买房,等他退休了,我就可以开车去接他。”

周玲很在意网友评论,“想提高自己的名气”,她关掉了直播打赏功能,不跟其他主播争抢。她推广的一款眼镜销量不错,卖了3000多副。聊天里,“我的粉丝”取代了“我的朋友”。拿到A2驾照后,她最想说的是“感谢13万粉丝和家属的支持”。

无论是接受媒体采访,还是直播,她也在有意无意地塑造程星的形象。她的叙述拼凑出了程星的形象:抠门,舍不得花几十块钱买水果;脾气暴躁,一气之下把她扔在高速路上;不够体贴,因为打麻将忘记接她,让她一个人在医院做手术,自己排尿袋。她称自己是程星的“赚钱机器”。“我直播一两个小时,少则一百块钱,多则一千块钱。”此前,我们聊过她直播打赏的收入,“我一个小时最多能赚600块,总共有2万多元。”

去年,她向粉丝们宣布,她于2020年7月1日离婚,以“钱为原因”。与您的孩子在一起。”“ Cheng Xing无法接受她的孩子”成为观众解释婚姻结束的原因。

Cheng Xing说,他还没有看过这对夫妻的纪录片,她对Cheng Xing的态度说,她对Cheng Xing的生活如何,她不知道她在同一时间询问了粉丝。

在她的视频中,她一再展示了她的父亲,她的父亲不是父母的亲生孩子。

我找到了她的父亲和堂兄来验证它,他们否认她的陈述说:“我们不知道她在做什么。”

她没有回答我的许多问题。

在上次采访中,我试图抛开那些“不同的声音”,并与她进行另一个心对方的交谈。

我指出了她在采访之前和之后所说的事实的一些差异,“家庭暴力的原因是什么?逃离了她的家乡云南。

“这是我第一次在智利上,第二次回到家。她似乎有自信吗?”

“您昨天说,家庭暴力的三起事件都发生在贾克斯上。”

她说:“既然你不相信,我无需继续与你聊天。谢谢。”

9月24日,她在“退出声明”中宣布了她的“戒烟”,她说她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的故事,以“散布积极的能量” - “您必须用自己的手来创造自己想要的东西,包括面对家庭暴力的女性朋友,您必须勇敢地拥有零宽容,并说出了互联网,但她的力量不大。”

我认为,当我第一次遇到她的事物时,我对她的感受最有力,在提交手稿之前,我的真实姓名不再是一个复杂的表达。

她的瞬间再次对我来说是悄悄地看到的,但随后我再次与她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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